心口之间

一#

发现门厅里没人接待，甚至连服务台后也没坐一个工作人员，出租车司机在送我下车时似乎也有些尴尬。他从后视镜里又看了一眼那栋灰色的政府办公楼，目光在大门两侧的金属牌上停留了片刻，看样子是想替我确认一下地址是否无误。最后，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把找零递给了我，转身就把车开走了。

我提着公文包推开了那扇旋转门。门的转轴有些发涩，需要用比预想中更大的力气。门厅里铺着米色大理石，皮鞋踩上去发出沉闷的声响，比我习惯听到的要响一些。大厅里只开了一半的灯，几张深色沙发空着，靠东侧的位置立着一块电子屏，屏幕上无声地滚动着一些内部通知。一缕阳光从高处的天窗斜射下来，刚好落在大厅一角的盆栽上，照亮了几片有些枯黄的叶子。我正打算朝服务台走去看看，身后传来了脚步声。

“是顾言先生吗？”

我转过身。说话的是一位三十岁上下的男人，穿着深蓝色的衬衫，胸前挂着工作证，工作证的挂绳有些磨损。他朝我伸出了手，握手的力道比一般人轻一些。

“我是项目组的小周。沈主任原本想亲自下来迎接您的，但他今早临时被叫去陪一位上级，实在抽不开身。让您见谅了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

“会议室在十二楼。我们走电梯吧。”

我们一同朝电梯间走去。小周一边走，一边压低声音向我解释着今天的安排。他说今天本来还有几位同样接到请柬的市民会到场，但目前似乎只有我一个人按时到达。“其他人可能在路上耽搁了，“他说，但语气并不太确定，“也或许是收到通知比较仓促。“他停顿了一下，又补充道，“您也是这一两天才接到通知的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非常抱歉。这件事是上周才最终敲定的，请柬发得很匆忙。但请您放心，沈主任非常重视您的到来。”

我们走进了电梯。电梯里已经站着一位上了年纪的清洁工，穿着灰色的制服，手里拿着一块抹布，正在擦拭按钮面板上方那一小片不锈钢。他见我们进来，连忙退到了角落，但并没有马上离开。小周按下了十二楼的按钮。

电梯缓缓上行。

“小周同志，“我犹豫了一下，开口问道，“今天的会议，主要还是介绍那个……项目，对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“小周点点头，“主要是给您解释一下整个计划的内容，还有参与的方式和回报。您完全可以听完之后再决定要不要参加，我们这边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要求。”

“明白。”

“具体的细节，还是等沈主任亲自跟您讲比较合适。我是负责接送和登记。”

电梯到了十二楼。我们走出来，因为走廊里铺着深色的地毯，脚步几乎听不见。两侧的门都紧闭着，每扇门上都挂着一块小小的金属牌，但因为字太小，我没能看清上面写的具体是哪个科室。走到走廊尽头，小周在一扇双开的木门前停下来，敲了两下。

里面有人应了一声。小周推开门，侧身让我先进去。

会议室比我想象中要小。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，能坐十来个人，但此刻只有桌子尽头坐着一位中年男人。他看起来五十岁上下，戴着金属边框的眼镜，身前摊着一摞资料，正用一支铅笔在某一页上做着记号。听到我们进门，他抬起头，立刻站起来，脸上挂上了热情的笑容。

“顾先生！让您久等了。我是沈学礼，这次项目的负责人之一。”

我们握了手。沈主任的手很温暖，握的力道也比小周要紧实许多。

“先坐先坐。小周，麻烦你给顾先生倒杯水。”

我在他的右手边坐下。小周从角落的茶水柜里拿出一只玻璃杯，倒了水，放在我面前，然后退到了门口的位置，没有离开，但也没有坐下。

“顾先生，“沈主任说，“在我正式给您介绍这个项目之前，我想先问您一个问题——您之前对’认知校准模型’这个概念，有多少了解？”

我想了想。“实话说，没有什么了解。我只在新闻里看过一些零星的报道。”

“很好。“沈主任笑了笑，“那就更好了。这样我可以从头讲起，免得带着错误的预设。”

他把那摞资料推到了一边，双手交叉放在桌面上。

“顾先生，您一定也察觉到了，最近这几年，社会上关于’信息真实性’的讨论越来越多。互联网上充斥着不实信息、夸大其词的评价、各种各样的社交表演。这是一个老问题，但近些年因为某些技术上的原因，已经变得相当严峻了。久而久之，连我们自己都不太清楚，自己说出来的话，到底有多少是真心的，有多少只是出于客套，或者是为了不让对方难堪。这种现象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，叫’语言通货膨胀’。一种话说得多了，它就慢慢失去原本的分量了。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我们这个项目，简单来说，就是想要在这种背景下，建立一个新的认知基础设施。它的形式是一个大型的语言模型，但它的训练数据，不来自互联网上那些经过反复修饰的、不太可靠的文本，而是来自真实的人，比如您，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想法。”

“真实想法？”

“对。“沈主任说，“这就涉及到一个关键的前提技术，脑机接口。您应该也知道，过去几年里，脑机接口的技术已经成熟到了可以民用的程度。我们这个项目，希望招募一批志愿者，植入一种特别设计的、非常轻便的脑机模块。这种模块的功能很单一，它只读取您在开口说话之前，大脑中浮现的’第一念头’，也就是您真正想说的那一句话。然后将这个信息，匿名地、加密地，上传到我们的训练系统中去。”

我沉默了几秒钟，让这段话在脑子里慢慢沉下去。

“也就是说，“我说，“你们想知道，我说话的时候，心里到底在想什么。”

“准确地说，“沈主任轻声地纠正我，“我们想知道，您说出来的话，和您心里真正认同的那句话，之间的差距有多大。”

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会儿。我注意到小周仍然站在门口，眼睛看着地板，没有抬起来。

“这件事，“沈主任继续说道，“我们当然知道，听上去会让人不太舒服。所以我们在制度设计上，做了非常多的考量。第一，参与是完全自愿的，您随时可以提出退出。第二，所有的数据都是匿名的，我们的系统不会，也不能，把任何一段语料和具体的某一个人对应起来。第三，这一点我想顾先生应该最关心，参与者会获得相当可观的报酬。”

他停顿了一下，看了我一眼，似乎在判断我有没有在认真听。

“这个报酬，不是固定的，而是根据您说话的’真实度’来计算的。简单来说，您嘴上说出来的话，跟您心里想的越接近，您获得的报酬就越高。反过来，如果您说话的内容跟您心里想的差距很大，比如说，您明明觉得某个人长得很普通，但出于客气，对人家说’您真帅’，这种情况下，您获得的报酬就会相应地减少一些。”

我点了点头。

“另外我想强调一点，“他接着说，“我们这里所说的’真实’，不是某种客观意义上的真实。比如说，您觉得某幅画很美，但您的朋友觉得它很丑，我们的模型不会因此惩罚你们任何一方。我们衡量的，只是您’心里的想法’和’嘴上的话’之间的一致性。换句话说，这是您和您自己之间的事，跟别人无关。这一点请您完全放心。”

“明白。”

“具体的奖励数额，“沈主任说，“在合同里有非常详细的规定。但我可以提前告诉您，对于早期的参与者，我们的标准是相当优厚的，平均下来，如果您能做到大体上’有话直说’，每个月可以获得相当于十五倍普通白领平均月薪的奖励。”

我深吸了一口气。这个数字超出了我的预期。

“为什么这么多？”

“因为我们需要早期数据。“沈主任坦然地回答，“模型的初期训练，最重要的就是干净的、未经污染的数据。这一点和秦老师他们之前在西边那个城市做的实验情况非常类似，我想您也有所了解吧。一旦初期训练完成，后续的微调成本就会大大降低。所以，对于愿意在最早期参与的志愿者，我们愿意支付相对较高的成本。”

我”嗯”了一声，没有追问”秦老师”是谁，也没有追问”西边那个城市”指的是哪里。当时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只是觉得，问了也未必有什么意义。

“那为什么第一批就只有这些人？”

“小范围试错，我们还得提交安全报告给上面才能进行下一步，现在只是试运行阶段。”

“那这个高奖励，会持续多久呢？”

沈主任的笑容微微停顿了一下，但很快又恢复了。

“具体时间，要看数据收集的进展。但合同上写得很清楚，奖励标准会根据项目的不同阶段进行动态调整。”

“明白。”

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别的细节——脑机模块的植入流程、是否会影响日常生活、参与期间是否可以随时摘除等等。沈主任的回答都非常详尽，几乎每一个问题，他都会先用一句”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”或者”这正是我接下来想说明的”作为开头，然后给出一段条理清晰的解释。我边听边点头，把一些关键信息记下来，但渐渐地，我发现自己的注意力开始游离。

我开始注意到房间里的一些细节。比如，会议桌靠近沈主任那一侧的边角，有一处不太明显的磕碰，像是被什么硬物撞过，又被人用同色的漆补过，但补得并不太成功；比如，墙上挂着的那幅装饰画，画的是一片远山，但山的比例似乎有些不太对劲，前景的那座山看起来比远处的山要小；再比如，小周从我们进门到现在，几乎一直保持着同一个姿势站在门口，左手扶着右手腕，没有挪动过位置。

”……所以，顾先生，“沈主任的声音把我拉了回来，“您觉得呢？”

我意识到他刚才问了我一个问题，但我没听清楚。

“不好意思，“我说，“您刚才说的是？”

“我是说，“沈主任耐心地重复了一遍，“您今天不需要马上做决定。请柬的背面有一个二维码，您可以扫描进入我们的参与系统，里面有完整的合同文本和说明视频。您可以回家和家人商量，三天之内做出决定就可以了。我们这边会给您留位置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如果您决定参与，植入手术可以在我们指定的医院进行，全程大约只需要半个小时，当天就可以回家。植入完成之后，您正常生活、正常工作就可以。我们的系统会在后台运作，您几乎察觉不到它的存在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还有什么其他想问的吗？”

我想了想。

“还有一个问题。“我说，“如果……我说话的真实度很高，但内容不太……怎么说……不太符合某种主流的观点。这种情况下，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？”

沈主任又笑了。

“顾先生，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我们衡量的不是观点，而是一致性。您是怎么想的，您就怎么说，我们的系统就会奖励您。哪怕您的想法跟大多数人都不一样，只要您说的是您心里真正所想的，您就一定会得到奖励。这一点请您完全放心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那今天就先到这里？”

“好。”

我站起身，跟沈主任握了手。小周从门口走过来，准备送我下楼。

走出会议室之前，我回头看了一眼。沈主任已经重新坐下，又拿起了那支铅笔，在那摞资料上继续做着记号，似乎已经把我忘掉了。

下楼的电梯里，小周一直没说话。我注意到他在按电梯按钮的时候，手指有一瞬间微微地颤抖，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。电梯到了一楼，他领我穿过门厅，一直送到旋转门外。

我走出了那栋楼。外面的阳光比我预想的要亮，刺得我眯起了眼睛，过了好一会儿才适应过来。我朝公交站走去，一边走一边把那张请柬从西装的内袋里取出来，在它的背面找到了沈主任所说的那个二维码。请柬的纸张比一般的要厚一些，边缘做了烫金的处理，拿在手里有一种微妙的、近乎正式过头的分量感。

回到家的时候，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。

家里的灯都开着。妻子在厨房里准备晚饭，听到我开门的声音，她从厨房里探出头来，问了一句”今天怎么这么晚”，没等我回答，又转身回去了。两个孩子在客厅里写作业，大的那个，今年读初二的女儿小语，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叫了一声”爸”，又埋头进了她的作业本。小的那个，五岁的儿子，正坐在地板上玩积木，他在搭一个我看不出形状的东西，搭得很专注，连头都没抬。

我把公文包放在玄关的鞋柜上，换了拖鞋，走进了厨房。

“今天那个会议，开了多久？“妻子问。她正在切一颗洋葱，眼睛被熏得有些发红。

“两个小时左右。”

“他们说什么？”

“是一个……新的项目。“我犹豫了一下，“等吃完饭再说吧。”

妻子停下手里的刀，转过头看了我一眼。她跟我结婚十五年了，这种时候，她总能从我的语气里听出些什么。

“严重吗？”

“不严重。“我说，“就是有点复杂，我自己也还没完全想清楚。”

她点了点头，没有再追问。我帮她把切好的洋葱倒进锅里，然后退出厨房，在沙发上坐了下来。儿子见我坐下了，抱着他搭了一半的积木走过来，开始一本正经地向我解释他到底在搭什么。我点头听着，但其实没怎么听进去。

晚饭桌上，儿子说着今天在学校发生的事。今天在幼儿园被一个叫”小宇”的小朋友抢了一块橡皮，但最后老师让小宇还给他了。妻子在一旁应和着，时不时给儿子夹一筷子菜。我吃得很慢，时不时点头，但我的注意力一直没办法完全集中。

“爸，你今天怎么了？“儿子突然问。

“没什么。”

“你都没怎么说话。”

“爸爸今天有点累。”

他”哦”了一声，没再追问，继续低头吃饭。

等孩子吃完了饭，回到各自的房间之后，我把那张请柬从公文包里拿出来，放在餐桌上。妻子已经收拾完厨房，正在用毛巾擦手。她走过来，在我对面坐下，看着桌上那张请柬，没有马上说话。

“是这样，“我开始说，“今天去开的那个会，是政府组织的，关于一个叫’认知校准模型’的项目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他们想招募一批志愿者，植入一种脑机模块。这种模块的功能，是读取你在开口说话之前，大脑里浮现的那个’第一念头’，然后把这个念头，他们说是匿名的，上传到他们的训练系统里，用来训练一个大型的语言模型。”

妻子皱了皱眉。

“植入脑机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什么样的脑机？”

“他们说很轻便。手术只需要半个小时，当天就可以回家。”

“听起来不太靠谱。”

“我也不确定。“我说，“但他们给的回报，不少。”

我把沈主任说的那个数字告诉了她。

妻子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”……每个月？”

“每个月。前提是我说话的’真实度’比较高。”

“什么叫’真实度’？”

我尽量用自己理解的方式，向她解释了一遍那个系统的运作逻辑——你说出来的话和你心里想的越接近，奖励就越高；如果你嘴上说一套，心里想一套，奖励就会减少。她听得很认真，听完之后，沉默了更久。

“小言，“过了一会儿，她说，“我觉得这件事，有点奇怪。”

“哪里奇怪？”

“如果只是为了训练一个模型，他们没必要给这么高的回报。”

我没有说话。

“而且，“她接着说，“你想过没有，所谓的’第一念头’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人的脑子里，每一秒钟都有无数个念头闪过的，他们怎么知道哪一个是’真’的？再说，每个人说话的时候，脑子里想的事情，本来就不一定就是嘴上正在说的那件事啊。”

“我也想过这个。”

“那你怎么回答他们的？”

“我没问。”

她看着我。

“为什么没问？”

我想了想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“我说，“当时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觉得，问了也没什么意义。他既然这么说了，那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。”

妻子轻轻叹了一口气。

“咱们家最近，确实需要钱。“她说，“小语下学期要交学费，还有补习班的费用，加起来不是一笔小数目。你妈妈那边的药费，每个月也是一笔开销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但是……”她说，没说下去。

我们沉默了很久。

最后，她说：“你先把合同仔细看一遍吧。如果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，咱们再商量。”

“好。”

她站起身，把那张请柬轻轻推回到我这边，然后回到厨房，开始把没洗完的最后几个碗冲洗干净。我坐在餐桌前，拿出手机，扫描了请柬背面的那个二维码。

二#

醒过来的时候，我并没有感觉到什么特别的不舒服。后脑勺的位置有一种淡淡的麻木感，像是被人轻轻按了一下又松开，但并不疼。护士扶我从手术台上坐起来，问我有没有眩晕，我说没有。她又让我试着说一句话，什么话都可以。

“今天天气不错。“我说。

说出这句话的瞬间，我感觉到了一种很难形容的东西。它不完全是声音上的迟滞，更像是话从喉咙里出来的时候，背后多了一点点重量，像是一根极细的线，一头拴在话上，另一头拴在我自己身上。但这种感觉非常轻微，如果不是我刚刚被告知会有这种现象，我大概根本不会注意到。

“感觉怎么样？“护士问。

“还好。“我说，“有一点点……拖的感觉。”

“嗯，这是正常的。大部分人前几天会比较明显，过一两周就习惯了。”

她扶我从手术台上下来，让我自己沿着走廊慢慢走出去。走廊外面是一间比较宽敞的休息室，里面已经坐了十几个人，都是刚刚做完手术的志愿者。有几个人在低声交谈，有几个人在低头看手机，还有一两位看上去年纪稍大一些的，正闭着眼睛靠在椅背上休息。我在靠门的一张椅子上坐下，等了大概十几分钟，最后一位志愿者也从手术室里走了出来。

这时候，一位穿着白色衬衫和深色裙子的年轻女技术员走到了房间中央。她手里捧着一摞东西，看上去像是一些手册和小盒子。

“大家都做完了，“她说，“现在我把这一套配套的东西发给大家，请大家先听我讲一下使用方法。”

她从那摞东西里抽出最上面的一份，举给我们看。那是一本巴掌大小的灰色册子，封面上印着几行细小的字。然后她又举起一根盘成圈的数据线。

“每个人都会拿到一本说明手册、一根数据线，还有一个备用的接口转换器。请大家先拿着，不用现在打开。”

她从最靠近她的那一位开始，依次把东西分到每个人手上。轮到我的时候，我抬头看了她一眼。

她长得很好看。这是我看到她的第一眼，几乎是本能地，就在脑子里浮现出来的一句话。我赶紧把目光收了回去，低头接过那本册子和那根数据线。后脑勺的位置似乎没有什么变化，那根细线没有动。

“现在请大家听我讲一下基本规则。“她回到房间中央，“每位参与者的初始积分都是一千八百五十分。一分对应一美元，每个月底统一结算，打到大家在合同里登记的账户上。”

人群里有人轻轻”哦”了一声。

“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，如果大家说出来的话和心里想的有偏离，积分就会按照偏离的程度相应地减少。当然，如果大家一直说真话，积分也不会无限增加，它有一个上限，具体的算法在手册的第十二页有详细的说明，大家有空可以自己看一下。”

她停了一下，环视了一圈。

“我知道大家可能想试一试这个系统是怎么运作的。所以我给每个人预留了一次试用的机会，这一次的扣除不会真的从积分里扣掉，大家可以说一句假话，看看会发生什么。”

房间里有几个人笑了起来，但笑声很短，很快就停下来了。我注意到坐在我对面的一位中年男人正在低头嘀咕着什么，似乎在做准备。

我也想了想该说什么。沉默了几秒钟之后，我开口说道：

“我长得又高又帅，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士。”

话说出来的瞬间，那根细线突然往后猛地拽了一下。不疼，但非常明确。我下意识地停顿了一下，没有再继续往下说。

技术员笑了笑。

“大家可以等一下，连接一下手机，看看刚才那句话的扣除情况。”

她讲解了一遍连接的方法。我从口袋里拿出手机，按照她说的步骤，下载了那个定制的应用，再用数据线把手机和耳后的接口连了起来。屏幕上闪了一下，跳出了我的积分页面。

最上方显示着我的当前余额：1849.997。

下面是一条记录：“刚才一次发言，扣除 0.003 分。”

我看了一会儿，又抬起头。

“扣得很少吧？“技术员说。“无论是扣还是加，像刚才这样在试用环境下、没有真正的语境的言论，分值都会非常低。因为这些属于低质量的数据。如果是在正式的场合，比如说工作汇报、家庭交流、和朋友的深入对话，发表真心话，加的分就会比较多；同样，在这种场合下说违心的话，扣的分也会比较多。所以刷分这件事，基本上是做不到的，大家也不用去尝试了。”

她停顿了一下。

“我们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，尽可能地说真话，但不需要刻意去多说话，也不需要刻意去少说话。无意识的情况下、自然产生的对话，得到的积分是最多的。”

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。

“还有什么问题吗？“她问。

没有人提问。她于是又简单交代了几句关于复查和应急联系的事情，然后让我们各自离开。我把数据线和手册装进口袋，跟着前面的人走出了医院。

医院门口正好停着一辆公交车，是开往城东方向的那一路，从我家门口经过。前后大概有六七个人和我上了同一辆车。我在中间靠窗的位置坐下，望着窗外那条我每天都会路过的街道，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但说不出来到底是什么。

公交车开出去两站之后，旁边的座位坐下了一个人。我转头看了一眼，是刚才在休息室里、坐在我斜对面的那位中年男人。他大概五十岁出头，身材偏胖，穿着一件略显宽松的格子衬衫，脸上带着一种和初次见面的人之间不太相符的、过分熟络的笑容。

“做完了？“他问。

“嗯。”

他朝车厢前后看了一圈，确认了没什么人注意我们之后，凑近了一点，压低了声音。

“哎，老兄，你刚才注意到那个讲解的小姑娘身材没有？真不错啊。”

我皱了皱眉。

“你怎么就只关心这种东西，“我说，“挺低俗的。”

那男人哈哈笑了起来。

“行了别装了，“他说，“刚才就你看得最起劲。我可一直在看你呢。”

“没有，“我下意识地反驳道，“心里脏的人，看什么都——”

话说到一半，那根细线猛地往后一拽。这一次的力度比之前那一次要大，大得让我下意识地停了下来，像是被人轻轻地堵住了嘴。我没能把那句话说完。

那男人的笑容更深了。

“小心点，兄弟，“他说，“刚开始的几天，最好不要说假话。你看看你的扣费。”

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重新连上数据线。屏幕亮起来，余额跳出来：1848.6。

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几秒钟。

那男人凑过来看了一眼，露出一种”我就知道”的表情。

“我就说吧，“他说，“男人嘛，哪有不喜欢的。这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。”

公交车在下一站停了下来。他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
“我到了，“他说，“再见啊兄弟，慢慢习惯。”

他走下了车。我望着他从前门下车、穿过马路、走进对面那条小巷的背影，又低头看了一眼手机上的那个数字。1848.6。我从手术结束到现在，大概只过去了一个多小时，已经少了一块四毛钱。

我把手机放回口袋，靠在椅背上，看着窗外飞快倒退的街景。我注意到自己的手在轻轻地发抖，但说不清楚是因为冷，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。

到家的时候，妻子正在客厅里看电视。听到我开门的声音，她立刻站起来，迎到玄关。

“做完了？”

“做完了。”

“感觉怎么样？头疼吗？想吐吗？”

“都没有。就是有一点点……怎么说呢，说话的时候，会有一点点拖的感觉，但不明显。”

她仔细地看了看我的脸色，又绕到我身后，看了看我的后脑勺。

“看不出来痕迹。”

“医生说会自己愈合，不用管。”

她让我先在沙发上坐下，自己去厨房倒了一杯温水递给我。我喝了几口，把手术之后、技术员讲解的那一套规则，从头到尾给她说了一遍。我尽量讲得详细一些，包括公交车上遇到的那个男人，还有那一句话扣掉的一块四毛钱。

她安静地听完，没有马上说话。

“按这个比例算，“过了一会儿，她说，“报酬确实是很高的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可能像他们说的，早期数据真的很重要吧。”

“我也是这么想的。”

她想了想。

“那这个月，“她说，“你就尽量忍一忍。说话之前先想一想，能不说就不说。”

“嗯，“我点点头，“那我这个月就先不去上班了，反正在家里，对着你和孩子，我说话也不需要——”

“不行。“她立刻打断了我。

我看着她。

“你不是说了吗，“她说，“高质量的数据，要在正式的场合，要和别人深入交流的时候，才会有比较多的积分。你天天待在家里，哪来的高质量数据？该上班还是要正常上班的。”

我没有马上回答。

“你想想，“她说，“如果你为了少扣分就躲在家里，那一个月下来，可能加起来还不如别人正常生活的人多。咱们要的不是不扣分，咱们要的是多加分。是吧？”

我想了一会儿。她说的有道理。

“嗯，“我说，“你说得对。”

我把那杯水喝完，把杯子放在茶几上，站起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关上门之后，我在床边坐了一会儿，又把手机从口袋里掏出来，重新连上数据线，看着屏幕上那个数字。1848.6。

我看了很久，最后叹了一口气，把数据线拔了下来。

晚饭吃得比平时晚了一些。妻子炖了一锅排骨汤，儿子很喜欢喝，连着盛了两碗。小语吃得不多，扒了几口饭就放下了筷子，说今天数学老师布置的作业很多，得早点回房间去写。妻子叮嘱她吃完水果再去，她”嗯”了一声，从果盘里拿了一个橘子，端着回了房间。

我吃饭的时候没怎么说话。妻子也没怎么说话。儿子在桌子的另一头自顾自地讲着今天在幼儿园里发生的事，妻子时不时应一句，我大部分时候只是点头。那根细线在我喉咙后面安静地待着，没有动。

吃完饭，妻子去厨房收拾。我把碗筷端进厨房，又回到客厅，准备打开笔记本电脑处理一份明天早上要交给领导的报表。这份报表我下午就该开始做的，但因为去医院的事情耽搁了，现在只能晚上加班补上。我把电脑架在餐桌上，刚刚打开文件，儿子从他的房间里跑了出来，手里拿着一张作文纸。

“爸爸，“他说，“老师让我们写一篇周记，我写完了。你帮我看看。”

他把那张作文纸递到我面前。

我接过来，扫了一眼。是用铅笔写的，字迹还算工整，但有几个字写得明显出了格。开头第一句是”今天是星期六，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了公园”。我往下看了几行，大致明白了内容——他写的是上个周末我们带他去人民公园的事，从买门票开始写，到坐旋转木马，到吃了一根冰激凌，到最后回家，按照时间顺序一件一件地往下罗列。中间有几个错别字，“旋转”写成了”漩转”，“高兴”写成了”高心”。整篇看下来，谈不上有什么内容，就是一篇普通的小学生流水账。

我把作文纸还给他。

电脑屏幕上那份报表的表格还空着一大半。明天早上九点之前必须发到领导邮箱里。我看了一眼时间，已经快八点了。

“挺好的，“我说，“挺好的，去给妈妈——”

那根细线猛地往后拽了一下。

我下意识地停顿了一下，但话已经出口了。儿子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停顿，他笑了笑，接过作文纸，蹦蹦跳跳地往厨房跑去，一边跑一边喊”妈妈妈妈”。

我坐在餐桌前，手放在键盘上，没有动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和数据线，连上接口。屏幕亮起来。

1846.5。

刚才那一句话，扣了两块一。

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。两块一不是一个让我觉得心疼的数字，按照早期奖励的标准，一个月下来，这点扣除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但我还是盯着它看了很久。两块一比下午公交车上那一句要多。一块四是我对一个完全陌生的、刚刚见过一面的中年男人说的话；两块一是我对自己的儿子说的话。

我把数据线拔了下来，把手机倒扣在桌面上。

电脑屏幕上那份报表还空着。我把光标移到第一栏，敲了几个字，又删掉了，重新敲。注意力集中不起来。我一边敲一边在心里复盘刚才那一瞬间——儿子把作文递过来，我接过来，扫了一眼，然后说”挺好的”。这中间几乎没有思考的时间。话是自动从我嘴里跑出来的，像是一种长年累月养成的反射。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说一句违心的话。我只是想尽快把他打发走，好让我继续做手头的事情。

如果是以前，这样的一句话不会有任何代价。它会自然地融入到一天里几百上千句这样的话里面去，没有人会记得，包括我自己。但现在它被记下来了，被换算成了一个数字，停在我的屏幕上。

我又想，如果不是为了赶这份报表，我会不会认真看一下那篇周记？我会不会指出他那几个错别字，会不会跟他说，下次写之前想一想，不要按时间顺序把当天发生的事情一件一件往下抄？我也许会的。但也许不会。我说不清楚。

我把这个念头甩开，继续做报表。但做了几行之后，又停下来。我想，这种事情如果不想办法处理一下，一个月下来恐怕不止扣这一点点。我问题不在于我故意要骗谁，而在于我说话太快了。话从嘴里出去的速度，比我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要快。这是几十年下来养成的一种习惯，已经长进了肉里。

我得想办法在嘴和脑子之间，加一道闸。

我打开浏览器，搜索了一下”如何在说话之前停顿”。跳出来的结果大部分是一些公众号文章，标题大同小异，什么”成功人士都有的好习惯”、“高情商的人都懂得三秒法则”之类的。我点开了排在前面的一篇，标题叫《养成”先想后说”的七个练习方法》。文章本身写得很泛，七条建议里有几条根本不算建议，只是反复重申”要慢下来”这件事。但其中有一条是说，可以在每次开口之前，下意识地用舌尖抵一下上颚，给自己一个微小的物理提示，让大脑获得一个非常短的缓冲。

我读了两遍，觉得有点道理。我把这一篇收藏到了浏览器的书签里，新建了一个文件夹，命名为”待看”。

我把浏览器关掉，回到那份报表上。屏幕右下角显示已经八点二十了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告诉自己先把报表做完，等做完了再回过头来仔细看那篇文章，今天晚上就开始练习。

我开始打字。打了几行之后，注意到厨房那边传来儿子和妻子的说话声。妻子大概是在称赞他的作文，儿子的声音听起来很高兴。我没有抬头，继续敲键盘。那根细线安静地待在喉咙后面，没有再动。

三#

闹钟响的时候，外面天还没怎么亮。我在床上躺了几秒钟，才反应过来今天要上班，按掉闹钟，从被窝里爬了起来。后脑勺的位置没什么异样，连昨天那种淡淡的麻木感都已经消失了。我穿好衣服走到客厅，妻子已经把早饭摆在了餐桌上——一碗小米粥、两个白煮蛋，还有几碟咸菜。儿子坐在桌边，正一边打瞌睡一边等着她过来给他系校服的纽扣。

“快点吃，“她对我说，“今天会堵车。”

我在儿子对面坐下来，掰开一个鸡蛋。妻子蹲在儿子身前，一颗一颗地给他扣纽扣，扣到一半，抬起头看了我一眼。

“今天上班，“她说，“说话当心一点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特别是和同事打招呼的时候。早上进门、中午吃饭、下午开会，都是容易出问题的地方。能不说就不说，要说就慢一点。”

“嗯，我知道。”

“实在不行就说’还行’、‘差不多’，这种话最安全。”

“嗯。”

她把儿子最后一颗纽扣扣好，站起身，又交代了一遍儿子放学之后直接回家的事。儿子迷迷糊糊地点了点头，端起碗喝粥。我低头喝了几口粥，心里其实没有什么底。她说的那些话听起来都有道理，但真正到了办公室那种环境里，能不能做到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

吃完早饭，我把外套穿上，拿起公文包，跟妻子和儿子打了一声招呼，出了门。

楼下的小区里已经有几个老人在散步。我走出小区的铁门，朝公交站的方向走去。早晨的空气里有一种冷冷的、稍微带一点尘土味的气味。走到路口拐角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个流浪汉。

他每天都坐在那个位置，靠着邮局外墙根的那一段，面前摆着一只用矿泉水瓶剪出来的小桶。我之前路过的时候，偶尔会扔几个硬币进去，但更多的时候是直接走过去。今天我手里正好拿着一只刚喝完的饮料瓶，本来打算扔到路口的垃圾桶里，他抬起头，朝我指了指那只瓶子。

我把瓶子递给他。

他接过去，仔细地看了看瓶口有没有拧紧，然后放进了他身边那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里。袋子里已经装了几十个这样的瓶子。做完这件事，他抬起头，朝我笑了一下，露出几颗发黄的牙齿。

“您今天看起来真不错，先生，“他说，“祝您好运。”

我愣了一下。

我已经记不清上一次有人主动对我说这样的话是什么时候了。我朝他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，转身继续往公交站走。走出去十几步之后，我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。他正在低头整理那只塑料袋，把里面的瓶子一只一只地码整齐。

我心里苦笑了一下。我想，如果是我坐在那个位置，我大概是说不出这样的话来的。哪怕在以前，没有这套系统的时候，我也说不出来。我不是那种能够对一个陌生人脱口而出”祝您好运”的人，更不用说现在。

我又走了一段，那根细线还是安静地待在喉咙后面，没有动。

到公司的时候是八点四十五。我在打卡机前刷了卡，沿着走廊走到自己的工位。我们这一层是后勤事务部，大部分人的工作和我差不多——处理各种各样的报表、合同、归档文件。整个部门一天到晚说话的机会都不太多。同事之间偶尔会聊几句，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手头的活，谁也没空寒暄太久。这一点平时让我觉得有点冷清，但今天我意外地觉得有些庆幸。

我打开电脑，开始处理昨天没做完的那份报表。早上的时间过得很快，一上午我一共只说了几句话，都是和同事确认某个表格里的数据。每说完一句，我都会下意识地停顿一下，等那根细线给我反馈。但它一直没动。这让我稍微放松了一些。

中午十二点，我去茶水间倒水。茶水间里已经有三个女同事在那里，是隔壁组的，平时和我打招呼也就是点点头的关系。她们站在饮水机旁边，端着水杯，低声地说着什么。我进去的时候，她们的声音稍微停了一下，但很快又继续了。

”……我跟你说，肯定是真的，我表哥就在那个医院上班的。”

“那这么说，那些数据全都是被记录下来的咯？”

“应该是吧。”

“哎呀那他们说话该多累啊。我光是想象一下就觉得累。”

“听说我们公司就有一个志愿者。”

“哪个，哪个啊？”

我把水杯放到饮水机下面，按下了出水键。水流的声音盖过了她们后面那几句。其中一个发现了我，朝另外两个使了个眼色，然后压低了声音，三个人挪到了茶水间的另一个角落，继续说着什么。

我倒完水，端着杯子走了出去。

回到工位上，我刚坐下来，那三个女同事就从茶水间里走了出来，朝我这边走过来了。其中一个，是平时偶尔会和我说几句话的，姓林。

“顾言，“她笑着说，“问你个事啊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是不是参加了那个……脑机的项目？”

我看了她们一眼。三个人的眼睛都盯着我。我犹豫了一下。

“是。”

她们对视了一眼，又凑近了一些。其中一个我叫不上名字的，伸手轻轻拍了一下林的胳膊。

“那……”林说，眼睛里带着一点笑，“你现在说话，是不是都得说真的？”

“差不多。”

“那好玩了。“她说，“问你个问题啊。”

她朝身边的两个同事示意了一下。三个人并排站好，半开玩笑地摆了一个姿势。

“我们三个里面，“她说，“谁最好看？”

我愣了一下。

我下意识地朝她们看了一圈。视线在她们三个人之间扫过。中间那一个，姓林的，五官比较精致，但身材偏瘦；右边那一个，下颌的线条比较硬，但站姿很好，整体看上去最匀称；左边那一个，脸蛋圆圆的，看上去比较和气。我的目光在右边那一个身上停了一瞬，又赶紧移开了。

我感觉到自己的脸有点发烫。

如果是以前，遇到这种情况，我大概会笑一笑，说一句”你们三个都好看”，然后赶紧借故走开。这是过去十几年里我处理这种问题的标准方式。但现在我没办法这么说。我在心里飞快地盘算了一下——这种话如果说出来，扣的分恐怕不会少。

“右边这位，“我说，“最匀称。”

三个人都笑了起来。右边那位故意”哎呀”了一声，转头去拍林的胳膊。林朝我皱了皱鼻子，做了一个不服气的表情。

“行啊你顾言，“她说，“你这是耿直了啊。”

“她让我说真的。“我说。

“行行行，算你狠。”

她们笑闹着走开了。

我坐回工位，等她们走远了，从抽屉里拿出手机，连上数据线。屏幕亮起来。

刚才那一句话，加了3.9分。

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一会儿。这是我从昨天到现在，单次加分最多的一句。我又看了一会儿，把数据线拔下来，把手机放回抽屉里。心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轻快感。

下午的工作我做得比上午要快。脑子里一直转着一个念头——如果像中午那样的话能多说几次，一天下来能加的分恐怕相当可观。但下午一整个时段，我没再有这样的机会。和我打交道的几个人都是男同事，谈的都是工作上的事，说什么、不说什么，几乎没有什么发挥的空间。

下班之后，我直接回了家。妻子已经在厨房里准备晚饭了。我换了鞋，走进厨房。

“今天怎么样？“她问。

“还行。”

“积分加了多少？”

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连上数据线，把屏幕递给她看。

“35。”

她看了一会儿，眉头微微皱了起来。

“就这么多？”

“嗯。”

她没说话，转过身，把锅里的菜翻了几下。

“我今天下午去买菜，“过了一会儿，她说，“在小区门口的菜场，听到两个人在聊。他们好像也认识一个志愿者，说那个人昨天下午到昨天晚上，已经赚了一百多了。”

“多半是谣传吧。“我说。

“也许吧。但你想想，你这工作，一天到晚不需要和人打什么交道，自然加分少。你看你今天，一上午就没说几句话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自己再想想吧。“她说，“以后这样的机会不会有了。早期奖励就这么几个月，过了这段时间，标准会降下来的，到时候你想多赚也赚不到了。”

我没说话。

吃饭的时候，儿子坐在我对面，喝了几口汤，抬起头看着我。

“爸爸，“他说，“你怎么愁眉苦脸的？”

我刚想说”没什么”，眼角的余光看到妻子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

我把那句话咽了回去。

“爸爸，“我说，“在想关于赚钱的事情。家里现在缺钱。”

儿子的表情立刻紧张了一下。他把勺子放下来。

“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”

我又看了一眼妻子。她的眼神没有放松。

“是因为，“我说，“你妈妈现在没上班，你又有补习班，开销比较大。爸爸的工作只是文书的活，赚不了什么大钱。”

儿子沉默了几秒钟。

“那……”他说，“我不去上补习班了吧。给家里省点钱。”

他这句话说出来之后，餐桌上安静了一会儿。

我看了看他。他低着头，没有再看我，手里的勺子搅着碗里的汤。

我叹了一口气。

“不要紧的，“我说，“爸爸能解决。”

那根细线猛地往后拽了一下。

妻子这一次没有瞪我，她低头继续吃饭，像是没有听到。儿子也没有再说什么，安静地把碗里剩下的饭吃完，然后说自己吃饱了，从餐桌上站起来，回了自己的房间。

我和妻子又坐了一会儿。她把碗筷收拾到水槽里，开始洗碗。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关上门，把手机连上数据线。

刚才那一句”爸爸能解决”，扣了2.7分。

我看着那个数字。今天一整天，我加了将近四十分，扣的却只有这一句最多。比早上那个流浪汉之后的整个白天加起来都要多。

我把手机倒扣在桌面上，在椅子上坐了很久。

夜里十一点多，妻子已经睡着了。我把卧室的灯关掉，留下床头那盏小台灯，半靠在床头，把手机拿了起来。

我本来想看看明天的天气，输到一半，又改了主意，搜了”认知校准模型”。

最上面跳出来的是一条短视频，封面是一个戴着金色细边眼镜的中年男人，站在一群人中间。视频的标题是《市民现场质问项目负责人，这事到底凭什么》。我点了进去。

视频是用手机横着拍的，画面有些晃。前面几秒是市民那边的声音，听不太清楚，但能看出有几个人围着站在中间的那位负责人，其中一位中年妇女举着手机一边拍一边问。

”……我就是想问一句，这么好的事情，凭什么没有我们普通人的份？是不是早就内定好了？是不是都是关系户？”

负责人微微笑了一下，朝她抬了抬手，示意她稍安勿躁。他的反应熟练得让我有一瞬间以为他事先知道会被问到这个问题。

“这位女士，您先别激动。“他说，“第一批志愿者，我们是根据各个方面的代表性来选择的。年龄、性别、职业、收入水平、家庭结构，我们都做了相当严格的配比。第一批的数据，主要是用于安全考核的，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’赚钱机会’。”

“那下一批呢？”

“下一批的名额，最早会在下周一开放。当然，前提是这一次的安全考核能够顺利通过。”

“那这一次为什么不公开招募？”

“因为第一批数据的样本结构必须严格控制，如果公开招募，报名的人会偏向某些特定的群体，整体的代表性就会被破坏。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理解。”

那个中年妇女还想再问什么，但视频在这里被切断了，跳到了下一个推荐的视频。

下一个视频是一档选秀节目的片段，标题是《XX真人秀首位脑机志愿者亮相，全场鸦雀无声》。我点开看了一会儿。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男人坐在台上，主持人一脸八卦地问他参加项目之后的感受，问他能不能现场对评委席上的几位女明星做一个”真心评价”。年轻男人犹豫了一下，红着脸说了几句什么，台下立刻爆发出一阵笑声和起哄声。其中一位女明星捂着脸，做出夸张的”羞涩”表情，引来更大的笑声。

我没看完，划走了。

再下一个，是一档问政类节目，标题里有”诚实的力量”几个字。一位看起来五十岁上下的志愿者坐在演播室里，主持人很正式地问他对当前社会上某几个热门事件的看法。那人说话很慢，每说一句都要停顿一下，像是在仔细斟酌用词。我看了大概一分钟，又划走了。

再往下翻，是各种各样的”个人体验分享”。有人在小红书上发自己每天的积分截图，附带配文”今天又是真心实意的一天”；有人在B站上发视频教别人”如何在脑机系统下提高情商”；还有人在公众号上写长文，分析这一套系统对未来人际关系的影响。点赞数最高的一篇标题是《我装了脑机三天，我的婚姻救活了》。

我没有点进去看，脑机不可能装进去三天，他的婚姻大概率也没救活。

我把手机放下来，关掉了台灯。卧室里一下子暗了下来。我躺在床上，眼睛对着天花板，过了一会儿，又把眼睛闭上。

我有一点疑惑。

这种事情，按理说应该是要保密的。一个还在试验阶段的政府项目，一群刚刚植入了脑机的志愿者，按照常理，应该签了保密协议，不应该这么自由地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才对。但事实是，他们不仅没有被禁止，反而像是被默许地、甚至是被鼓励地，在各种各样的节目里露面。

也许是政府希望这件事被看到。

也许他们想要的，本来就是这样的效果——让更多的人看到第一批志愿者的”好处”，让”凭什么没有我的份”这样的质问出现，然后顺理成章地开放下一批名额。

我又想，那位中年妇女举着手机，那么愤怒地问”凭什么没有我们的份”，她有没有想过，她想要争取的，到底是什么？

我想了一会儿，没有想清楚。一天的工作让我太累了。我侧过身，把脸埋进枕头里，过了一会儿，就睡着了。

四#

第二天早上，闹钟响的时候，我比昨天醒得快一些。我穿好衣服走到客厅，妻子把早饭端上桌，是和昨天差不多的小米粥和鸡蛋。她没有像昨天那样蹲下来给儿子扣纽扣，儿子已经自己扣好了，正坐在桌边等着喝粥。

“今天，“她对我说，“说话还是当心一点。”

“嗯。”

她没有再说别的。

吃完早饭，我和昨天一样穿好外套、拿起公文包出门。手里拎着一只刚喝完的牛奶饮料瓶，是妻子让我顺路扔掉的。我走到那个路口拐角的时候，下意识地朝邮局外墙根的位置看了一眼。

那个流浪汉今天不在。

他的塑料袋也不在。墙根那一段空着，地上只有一些被风吹拢起来的烟头和一小片揉皱的纸巾。我站在原地，看了几秒钟，又朝路两边看了看，没有看到他。

我手里那只饮料瓶忽然变得有些尴尬。我走到马路对面，把它塞进了一个公共垃圾桶里。瓶子掉下去的时候发出”咚”的一声，比我预想的要响。

到了公司，刚走进办公区，我就感觉到几位同事看我的眼神有点不太一样。我经过茶水间的时候，里面有两个人正在低声说话，看到我进来，立刻安静下来，朝我点了点头。我朝他们点了点头，没有停下来。回到工位上之后，斜对面那位姓陈的同事一直在偷偷看我，我抬头的时候他立刻把眼睛移开，假装在看自己的电脑屏幕。

我没有管那么多，坐下打开了电脑，开始处理今天的报表。

差不多九点半的时候，邻座过来拍了拍我的桌子。

“顾言，“他说，“主管找你。”

我”嗯”了一声，把手头的文档保存了，起身朝主管办公室走去。我能感觉到办公区里有几个人的视线跟着我移动了一段，但我没有回头。

主管姓周，四十多岁，平时和我没有太多直接的接触。我敲了敲门，他抬起头，朝我招了招手，让我进去坐下，又起身把门关上了。

“小顾啊，“他说，“听说你参加了那个项目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什么时候去的？”

“前天。”

他点点头，在我对面坐下，双手交叉放在桌面上，看了我一会儿。

“昨天的事情我也听说了。“他说，“林那几个，胡闹的。你别介意。”

“没事。”

“参加这个项目，“他停顿了一下，“是个机会啊，小顾。”

我没说话。

“我有个朋友，“他说，“做小快消品的，听说你在我们公司，跟我打了个招呼。他想拍一条广告。”

“广告？”

“嗯。形式很简单，就是假装抓拍——你在他家货架前面，拿了他们一瓶产品，自然地试喝，然后说几句赞美的话。整个过程做得像是路人街拍，不像广告。”

我沉默了几秒钟。

“那我会扣分的。“我说。

“会扣，“他说，“但你之前不是也说，可以说假话，只是有代价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昨天看了那期节目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现在外面，“他说，“大部分人还是觉得，参加了这个项目的人，说出来的话就是真的。这种印象之后会慢慢变化的，但现在还没变。这就是一个时间窗口。”

我看着他。

“你扣多少分，“他说，“我朋友按一点五倍的价钱补给你。怎么样？”

我又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扣的钱怎么算？”

“按你手机上的扣分记录算。一分一美元，扣了多少，乘以一点五，现金给你。”

我想了想。如果按这个算法，确实是有得赚的。一句话扣的钱不会太多，乘上一点五之后剩下的差额，可能比我半个月的工资还要多。我心里又转了几个念头——这件事会不会被记录下来，会不会出现在系统的某种”异常名单”里，会不会有什么后续的麻烦。但这些念头都没有持续太久，因为我没有任何依据能判断它们是不是真的会发生。

“行。“我说。

“那就行。“他立刻站起来，“现在就去。”

“现在？”

“我朋友的人已经在那边等着了。”

主管开车带我去了离公司不远的一家中型商超。车上他没怎么说话，只是问我家里现在情况怎么样，我简单回答了几句。他听完之后”嗯”了一声，没有再追问。

到了商超的门口，我看到入口左边的人行道上蹲着一群人。一个剃寸头的中年男人站在他们中间，手里拿着一叠纸，正在低声地交代什么。看到主管的车开过来，他立刻笑着迎了上来。

“周主任，到了到了！”

主管把车停好，下了车，把我介绍给他。寸头朝我伸出手，握的力道大得让我有一瞬间觉得疼。

“顾先生，久仰久仰。“他说，“放心，整个商场我们已经包下来了。蹲在那边的那些，都是我们自己的群演，过来辅助你拍广告的。其他的客人不会进来打扰。一切都准备好了。”

我朝那群蹲着的人看了一眼。大概有十几个，年纪从二三十到五六十都有，穿着各式各样的便服，看上去就是普通的购物者。其中一个老太太手里还拎着一只购物袋，看上去像是真的从家里拎出来的。他们都没有抬头看我，只是在小声地互相说着什么，等待着开始的指令。

我们走进商超。摄像机是一台看上去相当专业的设备，架在距离货架七八米远的位置，但镜头上有意地涂了一层薄薄的脏东西，看上去像是某种隔着玻璃偷拍的效果。寸头给我交代了几句，让我自然地走过去，从货架上拿下那瓶汽水，拧开，喝一口，然后表情自然地说几句赞美的话。

“想说什么都可以，“他说，“就是要自然，不要像念广告词。要让人觉得，你是真的喜欢。”

“嗯。”

群演各就各位，散布在过道的不同位置。寸头朝摄像师做了个手势，又朝我点了点头。

我朝货架走过去，按照他说的，从上面拿下了一瓶汽水。瓶身是亮蓝色的，标签上印着一个我从来没听过的牌子。我拧开瓶盖，喝了一口。

那个味道几乎让我立刻呛了出来。汽水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人工甜味，后味带着一种近乎药味的化学气息。我用了相当大的克制力才没有把它吐出来。

“非常好！“我说，对着货架的方向，“非常清爽，回甘很自然。”

那根细线被猛地往后拽了一下。

“咔。“寸头喊了一声，皱着眉头走过来，“顾先生，再来一次。这一次，再放松一点，眼神要对着瓶子，像是真的在品味。”

我看了看他，没说什么，又喝了一口，重新说了一遍。那根细线再一次被拽。

“咔。再来。”

第三次之后，我已经有点不太能分辨那个味道了。寸头的表情越来越不耐烦，但他始终保持着微笑，每一次都用同样的语气说”再来一次”、“再放松一点”。群演们一开始还认真地在过道里走来走去，配合着假装购物的样子，到了第六次、第七次之后，他们已经累得不太说话了。我能从他们偶尔抬起来的眼神里，看到一种说不清楚的怨气——不是针对寸头的，而是针对我的。我每说一遍那句话，他们就要陪着重来一遍。

第九次，寸头终于满意了。

“完美！“他说，“就是这个感觉。顾先生辛苦了。”

他朝主管竖了一下大拇指，然后转身去和摄像师交代后期的事情。主管走过来，朝我笑了笑。

“打款了，“他说，“我朋友很满意。”

我从口袋里拿出手机，连上数据线。屏幕亮起来，扣分记录上显示：本次累计扣除 209 分。

主管看了一眼，点点头，从他自己的手机上转了一笔钱给我。屏幕上显示的金额是 500 美元。

“多的，“他说，“不用还了。以后有这样的好事，我还找你。”

“嗯。”

回公司的路上，主管什么都没说。我坐在副驾驶上，看着窗外，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但没有去仔细想它。回到公司的时候已经快下班了。我快步走回工位，把今天剩下的几份必须交的文书赶紧做完。我能听到身边同事还在低声议论着什么，但我没有抬头。

下班的铃响了之后，我立刻收拾东西出了门。走出公司大楼的时候我几乎是小跑的，跑到公交站之后又改了主意，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家。

进门的时候，妻子正在客厅里。她看到我这副样子，立刻站起来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“她说。

“我找到怎么赚钱的方式了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我把今天的事情，从主管找我谈话开始，到广告，到那 209 分的扣分，到主管给我的 500 美元，从头到尾告诉了她。我说得有些乱，时不时会跳过几句又补回来。她安静地听完，没有马上说话。

“500 美元？“她说。

“嗯。”

“扣了 209？”

“嗯。”

她想了一会儿。

“你先去吃饭。“她说，“我打几个电话。”

“打电话？”

“主管肯定占你便宜了。“她说，“一点五倍这个比例太低了。这种事情，你是稀缺资源。我去问问别的渠道，看看有没有更合适的。”

“嗯。”

我没有再多想。她拿着手机走进了卧室，关上了门。我换了拖鞋，走进餐桌。儿子已经坐在桌边等着了，桌上的饭菜已经凉了一些。

“开饭吗，爸爸？”

“嗯，开饭。”

我们俩开始吃饭。卧室里偶尔传来妻子说话的声音，但听不清楚具体在说什么。儿子吃了几口饭，抬起头。

“爸爸，“他说，“妈妈为什么不吃饭啊。”

“妈妈有事情要忙。“我说，“她等会吃。”

他”哦”了一声，又低头扒了几口饭，但没有把那一口咽下去。他似乎在想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放下筷子，朝卧室的方向看了一眼，然后压低了声音，几乎是用气声对我说：

“爸爸……妈妈是不是不喜欢我说话啊？”

我抬起头看他。

他低着头，没有看我，手里捏着筷子，筷子的尖端在碗沿上轻轻地点着。

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脑子里飞快地转过了几句话，“没有”、“怎么会呢”、“妈妈很喜欢你”，但每一句话刚刚浮上来，就被我自己压了回去。我太清楚了——这几天里，妻子一次比一次明显地，在用眼神制止我说话，制止他说话，制止任何可能让我”扣分”的对话发生在这张餐桌上。儿子是孩子，但他不是傻子。他已经感觉到了。

最后我说：

“不是这个样子的。”

我说完之后，下意识地等待着那根细线被拽一下。

但它没有动。

我愣了一下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动。是因为术后的某种副作用在慢慢消退，是因为这句话被系统判定为某种不构成偏离的安抚性回应，还是因为——在我自己心里的某个深处，我也并不完全相信妻子真的”不喜欢他说话”，我相信的是别的什么东西，但那个东西我自己也说不清楚。

我没有去想这件事。我让儿子接着吃饭，自己也低下头，把碗里的饭吃完。

吃完饭之后，妻子从卧室里出来了。她手里拿着一张纸条，上面记着几个电话号码。

“明天的安排，“她说，“我帮你联系好了几个。第一个是早上九点，第二个是上午十一点，第三个是下午两点。具体的细节，你自己再打电话和他们对一下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已经跟他们都说过你今天已经拍过一支了。他们都表示了一下遗憾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如果是第一支广告，“她说，“价格能翻好几倍。”

我没说话。

她把那张纸条放在餐桌上，转身去洗碗。我把纸条拿起来，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按照上面的号码，一个一个地打了过去。每一通电话的内容都大同小异——对方先是热情地确认了我的身份，然后委婉地提到，如果是”第一支”，预算可以非常不一样，但既然已经拍过了，那就只能按”第二支”的标准来谈。我每一次都”嗯”一声，然后把对方报出的数字记下来。

打完最后一通电话，已经快十一点了。我把手机放下，在餐桌前坐了一会儿。客厅里很安静，妻子在浴室里冲澡，儿子的房间已经熄了灯。

那张纸条还摊在我面前。上面三个号码，我已经在每一个旁边记下了对应的金额。三个数字加起来，比今天主管给我的 500 美元要多得多。但每一个数字旁边，我都同时记下了一个括号——括号里写的是”如果是第一支”的金额。那几个括号里的数字，每一个都比实际的数字要高出三倍以上。

我看着那张纸条，没有再去想别的事情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把它折起来，放进了西装的内袋里，站起身回了房间。

五#

第二天早上的事情和前一天差不多。闹钟响，妻子的早饭已经摆好了，她照例说了一句”今天说话当心一点”，我答了一句”嗯”。儿子坐在桌边自己扣着校服的纽扣，没有像前几天那样和我说话。我吃完饭出门，走到路口，那只手里的饮料瓶又一次被我塞进了公共垃圾桶。我朝邮局外墙根的方向看了一眼，那里还是空的。

九点钟的那一场是在一个商超，跟昨天那家很像，连寸头都是同一个人。流程也几乎一样——我从货架上拿下一瓶东西，喝一口，说几句赞美的话，重复几次，直到对方满意为止。这一次的产品是某种酸奶，味道比昨天的汽水要好接受一些，但谈不上喜欢。寸头给我打款，我把钱收下，主管那边的一点五倍这一次变成了五倍，每场额外一千美元，因为是妻子直接对接的。

十一点的那一场换了个团队，地点在一家连锁咖啡店里。形式略有不同，要我装作是一个普通顾客，在和店员聊天的时候，“自然地”提到我对他们家某款新品的喜欢。这一场拍了大概一个小时。中间我喝了三杯咖啡，胃里开始觉得不太舒服。

中午吃饭的时间是夹在两场之间的，只有四十分钟。我在咖啡店附近找了一家面馆，点了一碗最便宜的素面。坐下之后，我把手机连上数据线，看了一眼上午两场加起来的扣分情况。一百七十多分。按照妻子谈下的倍率，今天上午我已经赚了将近三千美元。

我把手机收起来，开始吃面。

面馆里人不多。我对面的桌子上坐着一个穿着外卖服的小哥，一边扒饭一边看手机。他笑了一下，又叹了一口气，然后跟身边那位认识的同行说了一句什么。我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，但他说话的时候表情是松弛的，眼神是真的笑。我看了他一会儿，又低下头吃面。

下午两点的那一场，地点不是在室内。

对方是一家做户外用品的小品牌，预算不高，所以场景安排得比较简单——就在城南的一条比较热闹的步行街上，找了一段相对干净的人行道，让我背着他们家的一个登山包在街上走一段，停下来，对着一个事先安排好的”路人”说几句话，假装是在向朋友推荐这个包。

寸头不在这一场。换了一个年轻一点的男人，姓刘，看上去比寸头更职业，话也比寸头少。他给我交代了几句要点之后，让群演各就各位。这一次只有四个群演，分别扮演那位”朋友”和几个路过的行人。摄像机藏在街对面的一个小推车后面，镜头透过推车上的几只塑料袋的缝隙拍过来。

我背上那个登山包，从街角开始走。

第一遍走得不太自然，刘让我重来。第二遍的时候，那位扮演”朋友”的女演员从我身边经过，按照预定的台词，笑着叫住我，问我这个包是在哪儿买的。我转过身，朝她笑了笑，开始说那段我已经在心里默背了几遍的话——这个包多么轻便、背带的设计多么贴合人体、防水做得多么细致。

那根细线被拽了一下。

我说完之后，刘从街对面朝我比了一个”OK”的手势，但他没有立刻喊停。按照他事先交代的，这一次我们要连拍两条，因为这种户外场景不太好补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准备开始第二条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从我们身后的人群里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推开几位路人，快步走了过来。她手里举着一只稳定器，稳定器上夹着一台手机。手机的摄像头径直对着我。

“各位！“她大声地喊道，“各位看到了吗，这就是大家都在追捧的脑机志愿者！”

我愣住了。

刘也愣了几秒钟，但他反应得很快，立刻朝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使了一个眼色。那几个人开始朝那位女主播靠近，但她已经站到了我的正前方，举着手机一边拍我一边继续说。

“大家不要被骗了！“她说，“他们说脑机项目的人说的都是真话，但其实根本不是！他们是可以说谎话的，只是会扣钱！你们看看周围，“她转动手机，把镜头朝向那几位群演，“这些人都是演员！都是请来配合他拍广告的！这一整条街都是设计好的！”

群演们一下子都僵在了原地。那位扮演”朋友”的女演员手里还提着她的购物袋，但脸已经红了。其中一位群演下意识地朝旁边迈了一步，像是要躲开那个镜头，又意识到这样反而更说明问题，于是又站了回去。

镜头又转回了我。

“先生，“她说，“我现在就问您，您刚才说的那些话，是您真心想说的，还是按照剧本念的？您是不是收了钱的？您一句话扣多少分？”

我看着她。

我能感觉到周围的视线一下子聚集到了我身上。原本走过的几位真正的路人停下了脚步，从远处朝我们这边看过来。有几个人也开始举起了自己的手机，拍着这一边的情况。

我没有说话。

她又问了一遍同样的问题。我还是没有说话。

不是我在思考怎么回答，而是我在那一瞬间发现，我已经不太能下意识地开口了。这几天里我已经被那根细线训练得很彻底——任何话出口之前，我的喉咙后面都会自动地停顿一下，让我先在心里掂量一下这句话会被怎么处理。这种停顿在平时是一种保护，让我少扣一些分；但在此时此刻，它变成了一种瘫痪。我说什么都不对——承认，扣分；否认，扣得更多；解释，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。最安全的选择是不说话。

我于是没有说话。

她举着手机对着我又拍了几秒钟。我能看到她手机屏幕的边缘，有一个数字在不停地往上跳，似乎是在线观看的人数。

刘的手下终于走到了她身边，用身体把她朝旁边挤了一下，伸手去捂她的镜头。她一边后退一边继续喊：

“大家都看到了！他不敢回答！他刚才说的那些话全都是假的！这就是他们说的’真心实意’！”

混乱持续了大概一分钟。刘最后还是把她请到了一边，但她的直播一直没有停。等她终于被几个人架到街角的时候，她手机屏幕上的观看人数已经停留在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上了。

刘走回我身边，脸色不太好看。

“今天这一条，“他说，“算了。我们改天再补一条。钱照付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先回去吧。这边的事情我们处理。”

我把那个登山包从肩上卸下来，递给一位工作人员，转身朝步行街的另一头走去。走出去十几步之后，我从口袋里拿出手机，连上数据线。屏幕亮起来。

刚才那一段时间里，我一句话都没有说，扣分是零。

但我盯着那个零看了很久。

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看着这个零，比看着昨天那个 209 还要让我觉得不舒服。我想了想，把数据线拔下来，把手机收进了口袋里。

我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在街边找了一张椅子坐下来。下午的阳光正好斜射在街对面的那一排梧桐树上，把地面染成了一种很温柔的橙色。我在那张椅子上坐了大概半个小时，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。

我注意到一件事。

我开始下意识地评估他们说的每一句话。一对中年夫妻从我面前经过，丈夫对妻子抱怨了一句什么，妻子敷衍地”嗯”了一声——我的脑子里立刻浮现出一个判断：“这一句要扣分。“一位母亲蹲下来对她哭闹的孩子说”妈妈最爱你了”，孩子立刻不哭了——我又判断：“这一句应该不扣，因为她是真的。“一位老人和卖煎饼的摊主在讨价还价，摊主说”大爷今天这个价已经是最便宜的了”——我又判断：” 扣，至少扣个一两分。”

我意识到自己在做这件事的时候，已经做了好一会儿了。

我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也许是今天上午的某个时刻，也许是昨天晚上看那些短视频的时候，也许更早。我不知道这个习惯是怎么进到我脑子里的，但它现在已经在了。我看着街上每一个开口说话的人，自动地、几乎像是呼吸一样地，给他们打分。

我又坐了一会儿，然后站起来，朝公交站走去。

晚上回到家的时候，妻子已经看到了那段直播的截图。她从手机里翻给我看，屏幕上是我站在街上、面无表情地看着那位主播的画面。截图下面有几千条评论，但她没有让我看那些评论。

“刘那边已经联系过我了，“她说，“那一条今天不算，他们改天补拍。今天的钱照样打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网上的事情，“她说，“你不用管。已经有人在帮你说话了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她翻了一下手机，给我看了几条转发量比较高的评论。我大致扫了一眼。

“如果他真的在说谎，“其中一条写道，“他的账户早就扣爆了。他既然敢拍，肯定就是他真的喜欢。”

“主播是来蹭流量的，“另一条写道，“巴不得志愿者们有问题，好显得自己高明。”

“脑机系统的核心就是真实，“还有一条写道，“再说一遍——核心就是真实。质疑这个，就是在质疑科学。”

我看了一会儿，把手机还给妻子。

“早点吃饭吧。“她说，“今天加上之前补的，差不多五千。”

“嗯。”

她转身去厨房。儿子从他的房间里跑了出来，看见我，朝我笑了一下，又跑回了房间，没有说话。我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，然后从西装的内袋里把昨天那张纸条拿了出来，铺在茶几上。

纸条上三个号码，每一个旁边都记着两个数字。我又看了一会儿那几个括号里的数字，然后把纸条折好，重新放回了内袋。

吃饭的时候，妻子没有说什么，儿子也没有说什么。我自己也没有什么想说的。那根细线安静地待在喉咙后面，从我下午离开步行街开始，到现在为止，一直没有动过。

六#

周日早上我醒得比平时晚一些。睁开眼的时候，妻子已经不在床上了。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，听到客厅里传来电视的声音，又听到她在厨房里走动的声音。

我穿好衣服走到客厅。她从厨房里探出头来。

“过了。“她说。

“什么过了？”

“你们那个项目的安全考核。“她说，“今天早上六点钟出的公告。下周一开放新名额，一千人。网上已经炸了。”

我从茶几上拿起手机。屏幕已经亮了。微信里的未读消息有七十多条。我划开看了几条——大部分是同事和朋友，还有几个多年没联系的远房亲戚。内容大同小异，有的直接问我”听说你早就报上名了，怎么报的”，有的绕了一圈，先寒暄几句，再问能不能告诉他们”内部的渠道”。我把这些消息一条一条地划过去，没有回。

然后我打开新闻，确认了一下公告。公告很短，措辞官方，时间是凌晨六点。下面挂着十几家媒体的转载，每一家的评论区都是几千条。

“那怎么办？“我说。

妻子看了我一眼。

“还能怎么办，“她说，“赶紧去拍广告啊。”

“今天是周日。”

“昨天晚上我已经把今天的安排敲好了。“她说，“上午两场。”

“什么时候敲好的？”

“凌晨一点。“她说，“公告出来之前。”

我看着她，没说什么。她把一个三明治塞到我手里，又把外套从沙发上递给我。

“今天的报价都涨了一些。“她说，“我重新谈了一遍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快去吧。”

上午的两场拍得很顺利。寸头不在，换了别的人。形式和前几天差不多，但每个团队里的人都比前几天要更客气一些。其中一位甚至专门跟我说，今天他们的预算是临时上调的，因为”老板看到了昨天的事情，觉得风口来了”。我没问那个”风口”是什么，只是点了点头，按照他们的要求把流程走完。

中午休息的时候，我在两场之间找了一家店坐下来吃饭。是一家做盖浇饭的小店，店面不大，里面的位子也不多。我点了一份最便宜的盖浇饭，找了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。

刚吃了几口，对面坐下了一个人。

他三十出头，穿着一件普通的深色外套，看上去就是个普通的上班族。他没有点餐，只是在我对面坐下，朝我笑了笑。

“顾先生。“他说。

我抬起头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是吴振。“他说，“咱们聊一桩生意。”

我握着筷子的手停了一下。我下意识地朝店门口的方向看了一眼，又看了看他。他看起来不像是来找麻烦的，但也不像是寻常找上门来的人。我把筷子放下来，朝桌子边上挪了一下。

“我不太——”

“您先坐下。“他说，语气并不强硬，但也并不让我有拒绝的余地，“五分钟就够。”

我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店外。我想站起来直接走，但身体没有动。我又坐了回去。

“您看过下周一那个新名额的申请表了吗？“他说。

“没有。”

他从外套的内袋里拿出一张折叠的纸，摊开放在我面前。

“这是公示的预览版，“他说，“昨天晚上挂出来的。明天正式开放申请的时候内容会一样。”

我低头看了一眼。表格上有几十个问题，从基本的个人信息、收入水平、家庭结构开始，越往下越不太一样。其中有几个问题我看了两遍。

“最近半年，您是否做过一件您事后觉得不太愿意承认的事情？”

“在您身边的人之中，有没有您觉得说话比较诚实的人？请填写关系（不需填写姓名）。”

“如果您获得了脑机模块，您最希望它帮助您改善的，是哪一种类型的人际关系？”

“如果您获得了脑机模块，您最担心它会让您失去的，是什么？”

我看了一会儿，抬起头。

“这些问题，“我说，“挺奇怪的。”

“对。“吴振说，“普通人看到这些问题，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填。填错了，可能就被刷掉了。”

“刷掉？”

“这是一个选拔。“他说，“一千个名额，全国报名的人会有几百万。您觉得他们会按什么标准挑？”

我没说话。

“我们这边，“他说，“有大量的优质客户。也就是说，愿意为这件事情花钱的人。您昨天的那段直播，已经让您出名了。整个网络都在帮您说话。今天下午，我们想请您去做一场直播，专门讲解这一份申请表。一份课程的价格是十美金。卖出去的钱，您和我们五五分。”

“我没说同意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“他说，“我们再加一条。先预付您一万美金，无论今天卖多少，都不退。”

我看了他一会儿。

“这个比例，“我说，“是八二吧？”

“我说的是五五。”

“你最开始是想说八二的。”

他笑了一下。

“那就五五。“他说，“先付一万。”

我又坐了一会儿。我没有立刻答应，也没有拒绝。我心里飞快地转过几个念头——这件事的合法性、之后可能引起的麻烦、被那个主播再次盯上的可能性。但这些念头都没有持续太久，因为它们都不如他口袋里那个数字具体。

“行。“我说。

“那我们走吧。“他说。

下午三点的那一场广告我没有去。妻子在电话里没有说什么，只让我把那场推到下周。

吴振的公司在一栋写字楼的十八层。整层楼都是他们的。我跟着他从电梯出来的时候，已经有几位工作人员在门口等着了。其中一位接过我的外套，另一位递给我一杯温水。他们的态度比上午那两个广告团队都要更恭敬一些。

直播间已经准备好了。设备相当专业，三台摄像机分别架在不同的角度，灯光是柔和的暖白光，背景是一面浅灰色的吸音墙。一张桌子摆在中间，桌上有一杯水、一支笔、一沓纸——纸上印的就是吴振中午给我看的那份申请表。

吴振把我领到桌子后面的位子上坐下。

“我该说什么？“我说。

旁边一个戴眼镜的助理朝我笑了笑。

“顾先生，“他说，“您拍了这么多广告，怎么唬人怎么来就行了。”

我看了他一眼，没说什么。

倒计时开始的时候，我感觉到那根细线有些发紧。但等画面切到我的时候，它又松了下来。

“各位朋友，“我说，“大家好。”

直播间的右下角立刻蹦出了几条留言。“是他！""真的是顾老师！""我等了一个上午！”

“我知道大家最近都在关注下周一的新一批名额。“我说，“我自己是第一批的志愿者，对这个项目有一些一手的了解。今天我想专门和大家聊一下这份申请表里几个比较关键的问题，希望能帮到大家。”

我低头翻开那沓纸。

“第一个问题，“我说，“‘最近半年，您是否做过一件您事后觉得不太愿意承认的事情？’”

那根细线没有动。

“这个问题看上去是在问您的诚实度。“我说，“但其实不是。这个问题是在评估您的’自我反思能力’。如果您填’没有’，系统会判定您缺乏自省。如果您把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写出来，系统又会判定您的’诚实度过高、社会化程度不足’。最理想的填法，是写一件中等程度的、具体的、但不会引起负面联想的小事——比如，‘我曾经在工作中夸大过自己的贡献’。”

留言区的速度立刻快了起来。“原来是这样！""谢谢顾老师！""听君一席话！”

我没有抬头，继续往下讲。

“第二个问题，‘您身边的人之中，有没有您觉得说话比较诚实的人？‘这个问题是反向的，“我说，“系统其实在评估您的’社交圈纯度’。如果您填’有，并且很多’，系统会认为您本人也属于这个圈子，相对值就被拉低了。最理想的填法是’有一两个，且关系并不密切’。”

我把吴振中午给我看的那几个问题，一个一个地讲了下去。每一个问题，我都给出了一个看上去很合理的”系统逻辑”，再给出一个”最理想的填法”。这些逻辑全都是我现编的。我对那个系统真正的运作方式一无所知，比此刻直播间里听我说话的任何一个人都不知道得更多。但我说话的语调一直是平稳的、专业的、几乎是带着一点关切的。那根细线偶尔会被拽一下，但拽得不重。我能感觉到它在每一句话之后都给我一个微小的反馈，但我已经能在反馈到来之前继续说下去了。

留言区的速度越来越快。后来我已经看不清单条留言，只能看到一片白色的、不断往上滚动的字幕。

讲到一半，吴振从直播镜头外朝我比了一个手势——加大力度。

我深吸了一口气。

“我必须再强调一点。“我说，“这一千个名额是有限的。一旦下周一开放，几百万人会同时挤进去。能不能进入第一轮筛选，几乎完全取决于您填的这份表格。错一道题，您可能就会被刷下去，再也没有机会了。”

那根细线被拽得稍微重了一点。

“我不希望大家因为不了解这个系统的逻辑，而错过这次机会。“我说。

那根细线又被拽了一下。

直播一直进行到傍晚六点。课程的购买链接挂在直播间下方，整场直播一共卖出了五万份。每份十美元。结算的时候，吴振当着我的面，从他的手机上转了一笔钱给我。屏幕上显示的金额是 250,000 美元。

“顾先生。“他说，“以后多合作。”

“嗯。”

我从那个直播间走出来，下楼，走出写字楼。外面的天已经黑了。

我没有叫车，而是沿着街道慢慢往家走。手机一直在震动，但我没有拿出来看。我走在街上，能感觉到口袋里那只手机的重量，还有那个银行账户里突然多出来的那一串数字。我试着在心里把那个数字念一遍，然后再念一遍。我念了第二遍之后，发现自己念出来的还是同一个数字，但它在我心里激起的波澜比第一遍要小很多。我又念了第三遍，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。

我转过那个路口的时候，看到了那个流浪汉。

他坐在那个老位置上，邮局外墙根的那一段。塑料袋还在，袋子里仍然装着一些回收的瓶子，但比上一次我看到的要少。他看到我，先是一愣，然后立刻低下头，没有像上一次那样朝我打招呼。

我走过去。

“今天没看到您。“我说。

他抬起头，仔细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慢慢笑了一下。

“先生，“他说，“前几天我去医院看了一下。腿不太好。”

“嗯。”

我们沉默了一会儿。我本来想说几句话就走，但他似乎想说什么，又说不出口。他低头摸了摸身边的塑料袋，又抬起头。

“先生。“他说，“我想问您一件事。”

“您说。”

“明天，“他说，“那个新的名额，开始报名了，是吧？”

我愣了一下。

“是。“我说。

“我也想报。“他说，“听说每个人都可以报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他看了看我，又低下头。

“先生，“他说，声音比刚才更小了一些，“我不太识字。”

我没说话。

“我能不能麻烦您，“他说，“帮我填一下那个表格？”

我看着他。他低着头，没有看我，手指无意识地在塑料袋的提手上拽着一个小小的破洞。

我蹲下来。

“行。“我说。

他从塑料袋的最底下，掏出了一张折得有些皱的纸。是这两天某个好心人帮他从社区中心打印出来的申请表的纸质版。他把那张纸递给我，又从一个很小的塑料盒子里掏出了一支用了一半的圆珠笔。

我把那张纸摊在膝盖上。

我看了看上面的问题。和我下午在直播间里讲的那一份是同一份。第一题，“您的姓名”。第二题，“您的年龄”。第三题，“您的职业”。我抬起头。

“您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老周。“他说，“周建国。”

“年龄？”

“五十八。”

“职业？”

他停顿了一下。

“就……就写无业吧。”

我把这些一条一条地填了下去。填到那几道我下午刚刚”讲解”过的题的时候，我的笔停了一下。

“最近半年，您是否做过一件您事后觉得不太愿意承认的事情？”

我抬起头看他。

“这一题，“我说，“您怎么想的？”

他想了一会儿。

“上个月，“他说，“我有一次饿得不行，从一个摊子上拿了一个馒头，没给钱。后来摊主追了我两条街，我把馒头还回去了。但我心里一直觉得不是滋味。先生您说，这一件算不算？”

我看着他。

“算。“我说。

我把这件事用我自己的话写了下去。我没有按照我下午在直播间里讲的那一套”中等程度的、不引起负面联想”的标准来写。我就按照他刚才说的，原原本本地写了下去——他饿了，他拿了一个馒头，他被追上之后还了回去，他心里一直觉得不是滋味。

后面的几个问题，我也都按照他自己说的填了。我没有给他任何”最理想的填法”。

填到最后一题——“如果您获得了脑机模块，您最希望它帮助您改善的，是哪一种类型的人际关系？“——我又停了一下。

“这一题呢？“我说。

他想了很久。

“先生，“他说，“我没什么人际关系。”

“那就这么写吧。”

我把”无”填了上去。

填完之后，我把那张纸又仔细地看了一遍，确认每一栏都填好了，然后递回给他。

他双手接过去，小心地把它折好，重新塞回了那个塑料盒子的最底下。

“谢谢您，先生。“他说，“真的，太谢谢您了。”

“没什么。”

“我不知道……”他说，“我真不知道怎么谢您。”

“不用谢。”

“先生，“他说，“祝您一切顺利。”

“嗯。”

我站起来，朝家的方向继续走。走到下一个路口的时候，我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。他还坐在那个位置，低着头，把那张纸从塑料盒子里又取出来，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——其实他什么也看不懂——然后又小心地把它折好，重新塞了回去。

回到家的时候，妻子已经在客厅里。她看到我进门，立刻站起来。

“我看了。“她说。

“嗯。”

“那个吴振，是什么人？你怎么就跟他走了？”

我没说话。

“那个直播，“她说，“合法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她走过来，从我手里把外套接过去，挂到了门口的衣帽架上。然后她转过身，看着我。

“你转过来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多少？”

我把手机从口袋里拿出来，打开银行的应用，递给她。

她看了一会儿。

我看着她的脸。她的眉头本来一直是微微皱着的，从我进门到现在都是。我看到那两道皱纹一点一点地松开，然后整张脸像是慢慢地、不太情愿地、舒展开来。

她抬起头看我。

”……合法不合法的事情，“她说，“以后再说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先吃饭。”

她转身朝厨房走去。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跟着她走进了厨房。儿子从他的房间里出来，朝我笑了一下，又朝厨房走去，准备帮妈妈端菜。

那根细线安静地待在喉咙后面，从我离开吴振的写字楼之后，一直到现在，都没有再动过。

七#

周一早上没有闹钟。我醒来的时候，是被客厅里电视的声音吵醒的。妻子已经起床了，她把儿子的早饭准备好，正在给他系书包的肩带。我穿好衣服走到客厅，她朝我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儿子吃完了饭，背着书包，跟我们俩说了再见，自己出了门——他现在已经能自己走到楼下的校车站了。

门关上之后，客厅里安静了一会儿。

“什么时候出？“我说。

“八点。“她说，“确认是十二点。手术安排在下午四点。”

“嗯。”

她把电视换到了一个新闻台，然后在沙发上坐了下来。我也坐了过去。屏幕上是一位女主持人在播报今天的安排，背景里循环播放着昨天和前天市民排队报名的画面。报名通道是凌晨零点开放的，到早上六点已经关闭了，全国的报名人数最终统计是四百三十万。

“四百三十万。“妻子说，“一千个名额。”

“嗯。”

我打开手机，看了一眼。今天没有广告商发来消息。前几天还有一些小品牌在排队等着排期，但这两天报价整体压下来了。妻子昨天晚上跟我说，等过了今天，等到这一千个新志愿者上岗之后，“稀缺性就没了”。她说的没错。今天找上来的，金额都不高，她直接拒了几个，没有跟我商量。

我们俩就这样坐在沙发上，看着屏幕。屏幕的右下角有一个倒计时——离公示还有一小时四十分钟。

“你昨天骗的那些人。“过了一会儿，妻子说。

“嗯。”

“会不会找你麻烦？”

“也许吧。“我说，“但我没承诺过什么。我没保证他们填了那份表就一定能被选上。我只是说了一些看起来比较合理的’理解’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群人精得很，“我说，“我说话的方式他们应该都听得懂。”

“那是他们。“妻子说，“万一他们出事了，全推到你身上呢？”

我没说话。

她又坐了一会儿，从沙发上站起来。

“你去咨询一下律师吧。“她说，“找一个贵一点的。”

“嗯。”

我从手机上找了一家本地比较有名的律所，预约了一个紧急咨询。对方是一位姓陆的律师，听完我把昨天的事情完整描述了一遍之后，沉默了大概十几秒。

“顾先生，“他说，“我先问您几个问题。您有没有在直播中明确承诺过任何人，按照您的方法填写就一定能被选上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您有没有收取过参与者的’指导费’，或者以其他名义直接收取过他们的钱？”

“没有。课程费是直播间那家公司收的，我只拿了一部分分成。”

“您有没有自称是该项目的官方人员，或者暗示过自己有任何官方身份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您有没有引用过任何虚假的、可以被求证的事实？比如说，伪造过项目方的内部文件？”

“也没有。我说的那些’系统逻辑’都是我自己编的，但我没说那是项目方说的。我说的是’我的理解’。”

陆律师又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顾先生，“他说，“基于您刚才的描述，我个人的判断是，您几乎没有法律上的风险。您卖的是一个’分析观点’，不是一个’承诺结果’。您在表述时使用的是’我的理解’、‘最理想的填法’这一类带有主观判断色彩的措辞，这在法律上属于您个人的表达自由。”

我谢过了他，挂了电话。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的时候，她长长地呼了一口气，整个人陷进了沙发里。

“那就好。“她说，“那就好。”

我们继续看电视。

倒计时归零的时候，是上午八点整。屏幕上跳出了那一份名单——一千个名字，按地区排列。妻子凑过来，和我一起看着屏幕往下滚。

“这个人我认识，“她说，“咱们小区的，住六号楼那个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这个不认识。”

“嗯。”

”……四百三十万选一千。“她说，“这运气也是真的好。”

我没说话。

我们换了几个直播平台。有人在直播间里架着摄像头，等着公示出来的那一刻看自己的名字有没有上去。点开的几个直播间里，没有一个人是被选上的。其中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对着摄像头沉默了很久，然后笑了一下，说了一句”没事，下次还有机会”，关掉了直播。还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，对着屏幕骂了一句脏话，然后也下播了。

但社交媒体上很快就开始充斥着各种”报喜”视频。有人剪辑了自己看到名字的瞬间，配上夸张的音乐；有人开了直播庆祝，背景里能看到家人在抹眼泪；还有人已经开始接受采访了，回答记者关于他们将”如何使用这个机会”的问题。其中一个被反复转发的视频里，一位看上去四十出头的男人对着镜头说：“我希望，这个东西能让我不再对自己说谎。”

我看了一会儿这个视频，然后把手机扣在了茶几上。

我和妻子在沙发上坐了大概一个小时。屏幕上的内容反复循环，我们也没有再说什么话。十点钟左右，她站起来，伸了个懒腰。

“出去走走吧。“她说，“在家里坐着也是坐着。”

“嗯。”

我们换了鞋出门。下楼的时候，电梯里只有我们俩。她靠在电梯壁上，看着楼层数字一层一层地降下去。

“已经多久没出去散步了。“她说。

“我也想不起来。”

“自从你做完那个手术之后，应该就没有过。”

“嗯。”

我们出了小区，沿着平时不太走的那一条街慢慢往前走。早晨的太阳已经升得比较高了，街上的人不多，几位老人在树下打太极，一个穿着外卖服的小哥在路边停下电瓶车，低头看了一眼手机，又骑走了。妻子挽着我的胳膊，走得很慢。

走到那个路口的时候，我看到老周。

他坐在邮局外墙根的老位置上。这一次他的塑料袋摆在身边，没有装多少瓶子。他看到我们走过来，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突然站了起来，朝我们这边小跑过来。

“先生！“他说，“先生！”

我和妻子停下了脚步。妻子有些诧异地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我。

老周跑到我面前的时候，已经有些喘了。他朝妻子点了点头，又转向我，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来没有在他脸上见过的神色——不是讨好，也不是感激，更像是一种他自己也还没有完全消化的、惊讶的喜悦。

“先生，“他说，“我得谢谢您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我选上了。”

我愣了一下。

“选上什么了？”

“那个名额。“他说，“今天早上八点，名单上有我。”

我看着他。

我感觉到妻子的手在我胳膊上紧了一下。

”……真的吗？”

“真的。“他说，“我让旁边那个早点摊的老板帮我看的。他看到我的名字了。周建国。地区那一栏写的是我们这一片。”

“恭喜。“妻子说。

“谢谢，谢谢。“老周朝她鞠了一下躬，又转向我，“先生，要不是您昨天帮我填了那张表，我根本——”

“那是您自己的运气。“我说。

“不是不是。“他说，“我什么都不懂。是您帮我填的。”

我没说什么。

他从那个塑料盒子的最底下掏出了一张纸。这一次不是申请表，是另一张。他双手捧着递给我。

“先生，“他说，“我又得麻烦您一次。这是他们今天早上发下来的协议。我不识字。您能不能帮我看看，里面有没有什么……不太对的地方？”

我接过那张纸。

是一份标准的志愿者协议，格式和我当初签的那一份几乎一模一样。我快速地从头到尾扫了一遍。条款的内容大致相同——同意植入、同意数据上传、同意按”心口偏离度”扣减积分、同意每月底结算、同意随时可申请退出。一条一条都和我当时签的对得上。

只有一条不一样。

第七条，“积分兑换比例”。我的那一份上写的是”1 积分 = 1 美元”。这一份上写的是”10 积分 = 1 美元”。

我看了一会儿，把那张纸递回给他。

“没什么问题。“我说，“标准的协议。”

“那我就放心了。“他说，“那就好。那就好。”

“您几点的手术？”

“下午四点。“他说，“我现在就得走了。这里到市医院还挺远的。”

“您怎么过去？”

“走过去。”

我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他那条不太利索的腿。

“我给您叫个车吧。”

“哎呀不用不用，“他立刻摆手，“破费了，破费了。我自己慢慢走，时间还来得及。”

“不要紧。”

我从口袋里拿出手机，叫了一辆车。叫车的应用上跳出预估金额，二十六块。我点了”立刻叫车”。两分钟后，一辆白色的轿车停在了我们面前。

“上车吧。“我说。

老周看着我，又看了看那辆车，眼眶有点红。

“先生，“他说，“我真的——”

“祝您一切顺利。“我说。

他朝我和妻子各鞠了一躬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拉开车门，坐了进去。车子开走的时候，他从后窗朝我们挥了挥手。

我和妻子站在原地。妻子转过头看我。

“你以前，“她说，“是这么好心的人吗？”

我想了想。

“以前不是。“我说，“有钱了之后是。”

她笑了一下。

我们继续往前走。走出去几步之后，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。

“我给项目那边打个电话。“我说。

“问什么？”

“问问我的积分兑换比例有没有变。”

我拨了那个号码，是当初那位讲解过规则的女技术员的工作电话。她接得很快。我说明了来意。

“顾先生您好。“她说，“您的兑换比例是不会变的。第一批志愿者的兑换比例终身锁定为 1 积分 = 1 美元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不过我需要提醒您一下，“她说，“您当前的积分余额已经进入负值了。”

我停顿了一下。

“负多少？”

“负的两千一百多。”

我没说话。

“这个负值会影响您每月的结算。“她说，“具体来说，您本月的’低质量数据剔除费’已经结算完毕，是按比例扣除的，金额不会很大。但您的积分余额还是负的。下个月开始，如果您的积分能回到正值，剔除费就会按正常标准结算。如果一直保持在负值，每个月都会有一笔扣款。”

“扣多少？”

“具体看负值的程度。如果保持在两千左右，每个月大概是几十美元。”

几十美元。

我松了一口气。

“明白了。“我说，“谢谢。”

“不客气。还有问题吗？”

“没有了。”

我挂了电话，把这个情况转述给了妻子。她也松了口气。

“几十美元，“她说，“那不算什么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咱们昨天才赚了二十五万。”

“嗯。”

我们继续散步。又走了一会儿之后，妻子说累了，我们坐进了路边的一家咖啡馆。她要了一杯拿铁，我要了一杯美式。我们坐在靠窗的位子上，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。她翻着手机，时不时把屏幕递给我看一些新闻，我点头，“嗯”一声，又看向窗外。

下午三点多的时候，电视台开始直播市医院门口的画面。

新闻台的主持人说，今天下午四点，第一批被选中的新一千名志愿者将统一进行植入手术。市医院作为最大的定点医院，将承接其中的一百五十名。从画面上可以看到，医院门口已经聚集了大量的记者和围观者。志愿者们陆陆续续地从各种交通工具上下来——有人是家属开车送的，有人是自己坐地铁过来的，还有几位是被志愿者机构派车接送的。每一位志愿者下车的时候，都会被几位记者围住，问几个问题。

我和妻子在咖啡馆里看着这个直播。

镜头切到一个中年男人，他穿着一件不太合身的西装，手里握着一份打印出来的资料。一位女记者把话筒递到他面前。

“先生您好，“她说，“请问您当时是怎么了解到这个项目的？”

那男人笑了一下。

“通过网上的一些……分享。“他说。

“可以具体说一下吗？”

“我看了一些前辈的讲解视频。“他说，“对我帮助挺大的。”

我和妻子对视了一眼。

镜头又切到下一个人。下一位是一个年轻女人，二十出头的样子。她下车之后没有走向医院，而是径直朝一群记者走过来，似乎是有话要说。

“我有一件事，“她对着镜头说，“想让大家知道。”

记者们立刻围了上去。

“昨天，“她说，“有一个人，开了一场直播，专门讲解这次的申请表。”

我把咖啡杯放下。

“他叫顾言。“她说，“他是第一批的志愿者。他在直播里讲了很多关于这个表的’分析’。我相信了他。我花了十块钱买了他的课程，按照他说的填了表。”

“那您今天选上了吗？“另一位记者问。

“选上了。“她说。

镜头沉默了一秒钟。

“但是，“她说，“我后来想了想。我选上这件事，跟他讲的那些话之间，到底有没有关系？我没办法证明有关系。也没办法证明没有关系。我现在不知道——”

她说到一半，画面突然抖了一下。两位穿着志愿者机构制服的工作人员从画面外走了过来，礼貌但坚决地把她朝医院的方向引导。她还在试图说话，但话筒已经被记者收回去了。一位工作人员朝镜头比了一个手势，画面切回了主持人。

”……刚才那位女士可能比较紧张。“主持人说，“我们继续看下一位。”

我和妻子坐在咖啡馆里，没有说话。

过了一会儿，妻子端起咖啡喝了一口。她的手有些抖，咖啡杯和杯托轻轻地碰了一下，发出一声”叮”。

“她也是选上的。“妻子说。

“嗯。”

“那她到底——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“我说。

我们又坐了一会儿。屏幕上继续播着志愿者陆续进入医院的画面。又有一位男人对着镜头大声说了几句话，但他的声音被现场的嘈杂盖过去了，只能从他的口型里勉强辨认出”骗子”两个字。他很快也被工作人员引导走了。

我看着电视，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。不是愧疚，也不是害怕，更像是一种被悬空着的、没有地方可以放下的东西。我说不清楚那是什么。

那根细线安静地待在喉咙后面，没有动。

下午四点整，市医院的大门关上了。新闻台切到了别的内容。妻子把咖啡喝完，我们结了账，慢慢走回家去。路上没有再经过那个路口。

八#

一个月之后，事情慢慢地平息了下来。

我在第三周的时候停掉了模块。没有取出，只是申请了暂停接收数据。技术员在电话里告诉我，可以随时再激活，也可以选择永久退出。我选了暂停。她”嗯”了一声，没有多问。挂电话之前她还是那句”还有问题吗”，语气和一个月前在休息室里给我们讲解规则的时候一模一样。

第二批名额是在我做手术后的第三周开放的，待遇比第一批又降了一些——20 积分兑 1 美元。第三批是上周开放的，50 积分兑 1 美元。报名的人数也一批比一批少。一开始还有人抢着报，到第三批开放的时候，几个志愿者机构跑到地铁口去发传单，发了一上午都凑不齐一组。新闻台已经不再做专题了。社交媒体上偶尔还有人发自己的扣分截图，但点赞数从最初的几万掉到了几十。那个曾经把我堵在步行街上的女主播，前几天我刷短视频的时候偶然又刷到了她，她在直播带货，卖一种家用小电器。

事情就这样回到了日常。

有些人现在确实更愿意说真话了，至少在某些场合。同事之间偶尔会用”你这话扣几分”开玩笑，但那语气已经完全是玩笑了，和扣分本身没什么关系。整个事情像是从一个被无限放大的姿态，慢慢地缩小成了一种新的、不太引人注目的背景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项目方一开始想要的效果。我也不知道他们的语言模型最后训练得怎么样了。新闻里再也没人提这件事了。

那 25 万美元我没有动。我和妻子商量了一下，把它分成几笔存进了不同的账户，一部分留给小语将来读大学，一部分留给儿子，一部分作为家里的应急。小语补习班的费用我现在交得很轻松，但我没有给她加报新的课。妻子也没有再提。

我还是每天去上班。

我喜欢上班的感觉。每天早上闹钟响，穿好衣服，吃早饭，提着公文包出门，到办公室，打开电脑，处理那一摞每天都长得差不多的报表。这种节奏让我安心。我们家也没有富裕到我可以不上班的程度——25 万美元听起来很多，但分摊到一家四口未来的几十年里，其实很容易就花完了。妻子算过一遍账，得出的结论是，我必须继续上班，而且最好工作到退休。我同意她的看法。

今天早上是个普通的周二。

我和往常一样吃完早饭，提着公文包出门。手里拿着一只刚喝完的饮料瓶。走到路口拐角的时候，我朝邮局外墙根的方向看了一眼。

老周在那里。

但他不是坐着的，他是站着的，正在和一位刚刚停下来的年轻人说话。年轻人手里拎着两只空瓶子，递给他。老周接过去，朝他点了点头，把瓶子小心地放进了脚边的袋子里。

他今天穿着一套整洁的、深灰色的工装，不是从前那种又脏又旧的衣服。袖口洗得发白，但是干净的。脚上的鞋也是新的，是那种很普通的劳保鞋。看到我走过来，他朝那个年轻人说了句什么，年轻人转身离开了。他朝我这边小跑过来。

“先生！”

“老周。”

他朝我笑了一下，那种笑容和一个月前没什么差别。

“先生，“他说，“好久没见您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一直想着，等再见到您，得好好谢谢您。”

“不用。”

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，又抬起头。

“您看，“他说，“我现在干净多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我顿了一下。

“你还带着吗？“我说。

“带着。”

“我记得待遇已经不太高了。”

“是不高。“他说，“现在他们说，是 50 换 1。但是先生，对我来说，还是挺高的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现在在一个电子厂上班。“他说，“流水线上的活，不太累。早上八点上，下午五点下。训练给的那点钱，就当添头。”

“哦。“我说，“那挺好的。”

“是挺好的。”

我们站了一会儿。他似乎还想说什么，但又没说出口。早高峰的车流从我们身边过去，发动机和喇叭的声音盖过了一切。

“我要上班了。“我说。

“嗯。“他点点头，“先生再见。”

我朝他点了点头，绕过他，继续朝公交站走。

走出去几步之后，他在我身后又说了一句。

“祝您好运。”

我没有回头。我朝公交站继续走，手里那只空瓶子还没有扔。走到下一个垃圾桶的时候，我停下来，把它扔了进去。瓶子掉下去的声音很轻，几乎听不见。

我继续朝公交站走去。